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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人梅尧臣说:“作诗无古今, 唯造平淡难”,这一观点被宋代美学的代表人物苏轼与黄庭坚再三加以肯定之后, 就成为宋代美学的追求。
检视其背后,这与南宗禅的深入人心有着不可不道的瓜葛。
与唐代文人相比,宋代文人对于生活更关心其日常的、具体的方面,而不象唐代文人那样刻意追求一种生活的奇情异趣、惊险刺激。两宋诗坛不管有着怎样的起承转合,但是有一点始终没有变——以写身边事、吟咏日常生活情趣为主要创作倾向。究其原因,这与马祖道一所倡导的“只如今行住坐卧, 应机接物尽是道”的平常心有关。
所谓“平常心”,其实就是一种寄寓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世道人心,就是一种以平平常常的心来对待平平常常的事之为人处世态度。以“平常心”对待人生, 于人生但求“身适”与“心适”。只是定位于做一个“随缘”“委顺”的平常人。以平常人的姿态面对平常的事物,缘于此,宋代的诗人们就大写特写这些日常生活中行住坐卧等琐屑小事了。
从宋初的元和体酬唱之风就可见一斑。本来元和体诗有两类:“其一为改韵相酬之长篇排律”,“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”。而宋初元和体诸,却是二者渗透化合而成的产物,即小篇章又互相唱和。始创人可推李昉、徐铉、徐锴、王奇等。
这里仅举一例,便可窥见宋初元和体诗的风貌。此为李昉与李至间的唱和:“烟光澹澹思悠悠, 退朝还家懒出游。静坐最怜红口永,新晴更助小园幽。砌苔点点青钱小,宙竹森森绿玉稠。宾友不来春已晚,眼看辜负一午休。”从这首酬唱的小诗中, 我们可以看出宋代诗歌在取材之上有一些迥异与盛唐之诗的端倪,盛唐之诗所选的境象是长江、大河、落日等雄奇之象,而宋代诗歌更着眼于的是平常俯首即是的事物——随常平实, 不引人注目。
就如同本诗所显示的是澹澹的烟光,幽静的小园,石阶上的点点青苔,门前的绿竹,这一切既不需要跨越高山大河又不需要经历荒山远漠,只要是静静的自处其家,目遇之清景,静闻之万籁,口鼻嗅到的芳草的清香,空气中充满着春天的绿意,一切都是新的,一切都是享受,这种享受需要的只是你内心的心灵一转,不需要远游,不需要呼朋引伴,一切都是自得之,这难道不就是“青青翠竹,尽是法身; 郁郁黄花, 无非妙道”的写照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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